▲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。（圖／記者李毓康攝）

記者杜冠霖／台北報導

37名死囚聲請的「死刑存廢釋憲案」，憲法法庭20日作念出合憲限縮的判決。對此判決，過往因小燈泡事件屡次被詢問死刑见识的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，20日也發出本年4月小燈泡诞辰時所寫下四千多字長文，對於死刑，王婉諭坦言我方吞并廢死的價值，但無法撑抓廢死，「如果未來台灣，能夠确切在精神疾病上落實分級分流，設置非監所樣態的王法神经医院，給予积恶者穩定的醫療協助與公權力的戒護。等這一天到來，我智商肯定國家讓我有了訴請極刑除外的選擇，或許那會是我撑抓廢死的那一天。」

王婉諭线路，在八年這說長不長、說短不短的日子中，她漸漸明晰了我方要的正義是什麼、什麼智商劝慰她失去孩子的。她當然不成代表统共的被害者家屬，但對她來說，确切的救贖，或許便是參與寰球事務吧！但愿孩子的離開能換來社會更安全，讓其他的孩子以及更多的孩子有一個更吉祥成長的可能。

王婉諭坦言，她積極推動《精神衛生法》與《被害东说念主權益保险法》修法，盡可能補起這些破洞，「國家給不了我的正義、給不了我的劝慰，我能透過這些寰球事務的參與，繼續感受小燈泡用某種体式奉陪在我身邊，讓我方能夠好好的活下去。如斯辛勤。」

對於死刑存廢，王婉諭直言，死刑是台灣社會的情緒出口。當社會落空、法律無法撫慰东说念主心的時候，社會看見有东说念主殘酷的傷害了別东说念主的人命時，整個社會的創傷、憤怒、絕望，频频使得多數东说念主不知所措、也無法撫平情緒，於是，選擇死刑作為安全感寄託，或許就成了惟一的選擇。

王婉諭指出，這亦然為什麼，我們應該先找出大师确切堤防的問題、擔憂。而國家的責任，便是去設法解決這種不安全感的根源，一步、一步縫合社會的裂痕。對她來說，在她的王法審判過程中，被告在屡次精神鑑定中都認定沒有復原的可能，尤其家庭與社會因素的條件，更是相當的不利。

因此，即便她已經是一個長期關注精神衛生議題的倡議者，仍沒有信心，我們的網絡能夠接住它。是以，如果未來台灣，能夠确切在精神疾病上落實分級分流，設置「非監所樣態」的王法神经医院，給予积恶者穩定的醫療協助與公權力的戒護。那麼，比及這一天的到來，她智商肯定國家讓我有了訴請極刑除外的選擇，或許那會是她撑抓廢死的那一天。

王婉諭全文如下：

有一篇在本年4月23日開始寫的，放在資料夾很久的著述，我但愿跟大师共享。

4月23日是小燈泡的诞辰。本年的诞辰，刚巧亦然臺灣东说念主權發展的热切里程碑：死刑是否違憲的憲法辯論。 每年的三、四月對我來說，其實都特殊的保密。三月是小燈泡的忌辰，而四月則是她和我的诞辰。這幾年來，我不错很明晰的覺察到，我方在這段都會特別容易低潮，量能也止境的不及。

對我來說，這段時間要好好照顧我方已經止境拦阻易，是以我也沒有打開這場直播，或是去看那些事後的爬梳。事發這八年來，我有無數次被問過對於「死刑」的见识。坦荡說，每一次我都說不明晰，又大概說，我压根還沒想透。

同仁跟我說，我和小燈泡都在這場釋憲辯論中，被说起了好幾次。坦荡講，我並沒有很不测。致使，其實早從知说念這次的辯論後，我就一直但愿能夠作念好準備，讓其他东说念主詢問我意見的時候，我能夠好好的說明晰。相关词，事實是，即使跟許多身旁的夥伴、倡議的專家學者對話過屡次，我仍然沒有準備好。

不過這也沒什麼，畢竟死刑的存廢，本來便是一個艱難的議題，不是嗎？但我也肯定，正因為如斯艱難，我們更需要開啟討論，讓國家、讓社會、讓我方試著想考、尋找谜底。是以，這一次，我決定用一種很負責，又大概很不負責的阵势，來面對這個問題：用這一篇很長、很長的著述，來作念自我爬梳、理清頭緒的過程，跟大师聊一聊，這八年來，致使是養育孩子的這十六年來，我經歷了什麼？又有什麼樣的表情？

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我沒有選擇迴避，或許已是一種願意面對的勇敢。但我但愿這能成為一種拋磚引玉，讓大师也能通盘來想想。

【我吞并廢死的價值】

我肯定每個东说念主的人命經驗，會真切的影響著他的吞并與想考。我喜歡孩子，致使從小就有著但愿能有许多孩子的期待與規劃。早在學生時期，我就會看一些關於孩子若何成長至成东说念主的書籍。也因此，從我有孩子開始，我已充分吞并：他是獨立的個體，他不屬於任何东说念主。

至於确切的接觸东说念主權議題，則是在我有了孩子之後，更是在小燈泡離開之前。在養兒育女的過程中，我明晰的感受到社會中許多對孩子的不尊重。我真切意識，孩子當然有他的东说念主權，因為东说念主權是生而為东说念主就該擁有的。是以某種过程上，我是因為小孩，進而認識兒童东说念主權，再進一步的接觸东说念主權議題。

聯合國东说念主權公約「东说念主權是统共东说念主與生俱有的權利，它不分種族、性別、國籍、族裔、語言、宗教或其他任何因素地位。东说念主權包括人命與解放的權利、不受奴役和严刑的權利、意見和語言解放的權利、獲得服务和训导的權利以其其他更多權利。东说念主东说念主有權不受歧視地享受這些權利」

因如，我開始去了解更多东说念主權價值的精神，更認識了东说念主權之父「柯扎克」這樣的东说念主權大師。從他與納粹的故事，一齐到血流如注、东说念主權團體的倡議、廢死聯盟立場，在這些探索的過程中，打開了許多我過去曾未想過、接觸過的可能。

东说念主權是普世價值、廢死是东说念主權的趨勢。东说念主的人命權不該被剝奪，如果我們期待每個孩子都能吉祥長大，我們對於东说念主和东说念主之間的殺害無法容忍、我們又若何能经受國家剝奪东说念主命？還是回到孩子，接觸越來越多的孩子，我肯定沒有东说念主天生下來就想使壞，在成長的過程中，因著環境中接觸到的东说念主，而有價值觀的輸入，長成了不止天渊的樣子。

回到东说念主性本善的肯定，會犯下重罪的他們是在成長過程中或大或小的被害者，當然這不及以合理化成「不错」傷害他东说念主的意义，當我們試著不要只看到孩子的壞，而是要看的孩子為什麼壞，才有機會變好，難说念大东说念主不亦然如斯？是以在理性上，我皆备能吞并。

【我不撑抓廢死】

东说念主之是以複雜，是因為不单理性，還有理性，縱然理性如我还是如斯。有些东说念主說我撑抓廢死，也有些东说念主抨擊我是因為選票是以才改口訴求極刑，假裝撑抓死刑。事實上是，在小燈泡離開之前，我吞并廢死，但我無法撑抓廢死。

如果再犯呢？被害东说念主的正義呢？即便我肯定训导、肯定感化的力量，但在他賦歸社會的時候，我們竟然能確保他确切的變好了嗎？更困難的是，如果他不死，怎麼還給被害东说念主正義？家屬怎麼能经受我愛的东说念主離開了，而他活得好好的？他難说念无须負責嗎？這是我遲遲沒有辦法撑抓廢死的原因，而這些疑問，更是在小燈泡離開後愈加劇烈的在我的寰宇衝撞。

【我經歷了什麼】

小燈泡離開後，從檢察官到法官到各界，都在期待能聽到我們對量刑的见识，致使不在乎我們怎麼想，只但愿我們喊「你去死」、「你下地獄吧」的高度期待。

而我又經歷了什麼？止境感謝我的律師團，特別感謝曾威凱律師。在事發後，我压根不知说念怎麼活下去，糊口過的一派混亂，一些律師的資訊從各方傳來。「律師？為什麼律師要跟我聯繫？」、「審判的過程怎麼進行？」、「我需要律師嗎？律師能幫我作念什麼？」我致使不知说念要問誰這些問題。

查了一下這些律師們的資訊，其中威凱是一又友的一又友，他是念兒福系的，就連絡望望吧！這當然不是我打的惟逐一通，但在跟威凱的通話中，他是最能恭候和傾聽我們困惑的一位，而這亦然我第一次被問到量刑（东说念主權律師應該是撑抓廢死的吧？）我震惊地說我不知说念，把上述那堆胡亂地訴說了一些，威凱讓我定心，他覺得以我們的狀態，需要的應該是諮詢的對象，有一些能討論的對象，是以他建議組一個律師團，有撑抓死刑的、有撑抓廢死的，但需如果能夠理性對話的，智商提供我們各種不同的觀點，讓我們作念出決定。於是，我的律師團因此而生。

第一次的偵查庭，檢察官開頭就問我：「你對量刑的訴求是什麼？」我皆备不知说念，我知说念他的行為讓我很灾难，但我皆备不知说念他的狀況，我怎麼會有谜底？我後來才知说念我這樣的反應並不尋常，就如事發那日在警局前的發言，原來出現在被害东说念主身上是那麼的突兀，但這些是我的直覺反應，想都沒想地脫口而出。

這些年，從许多东说念主的看見和叩問，我也一再地反覆問我方，我是誰？我為什麼這麼怪？成長過程中極少數被處罰的經驗，記憶中有兩次，一次是即便已用盡心力在準備，卻仍無法達到老師的条目而被打；另一次是父親因為我弄壞了什麼打我（現在想起這件事，只記得被打，致使不記得弄壞了什麼），這兩次的經驗裡，我赢得的是面對處罰的不睬解，以及依舊沒被討論的若何彌補及改善。

更多的人命經驗是作念錯了，那我們就好好討論未來若何彌補、怎麼預防？因為處罰改變不了什麼。即便我看似如斯理性，但事件的情緒當中，我仍會料到，孩子便是離開了，我的寶貝就這麼離開了，那作念了壞事的东说念主，還是應該要被處罰啊，這難说念不是我惟一能為他作念的嗎？殺了一個东说念主的东说念主卻活得好好的，這有正義？這有天理嗎？

许多东说念主問我，你怎麼走過傷痛的？我得說，孩子離開的痛，我沒走過，我也不覺得能有走過的一天，能作念的或許仅仅徐徐的找到跟傷痛共處的阵势。竟然太痛了，對我、對统共的家东说念主都是。在當時，我最想問的問題其實是：我跟他住這麼近，他如果沒有好，出來之後會不會再殺东说念主、會不會再殺了我其他孩子？

遺憾的是，直到王法设施終結的那一天，我都沒有赢得這個谜底。我恐懼現有機制，無法確切防範再犯，也無法完成徹底陶冶。因為當時，台灣並不存在职何一個灵验、足夠積極的社區處遇以及追蹤關懷的機制。尤其在行為东说念主的家东说念主連結薄弱、經濟狀況惡劣、东说念主際關係貧乏的狀態下，國家並無法保證、也尚未提倡任何决议來回應，被告未來是否仍有可能產生風險。

除此除外，兇手作為精神疾患者，在面對獄中精神醫療團隊东说念主力穷乏的情況下，監所非但無法協助精神障礙者復健，更有可能讓他的身心狀態惡化。在孩子離開前，我沒辦法撑抓廢死，在孩子離開後，我更不想加多家东说念主更多的，這些恐懼、擔憂、，最終，讓我們決定訴求極刑。

【我不撑抓死刑】

即便如斯，當時對於我來說，就算判決被告極刑，這樣的結論也與我所認為的正義有很大的距離。就算行兇者牺牲，也無法還我孩子的人命，再給我一百次機會，我都不會願意去交換這兩個人命，因為這是對小燈泡人命的胁制。

暴力强奸

這兩者的人命，當然不是等值的。死刑就算能解決有問題的东说念主，但卻解決不了問題。解決了他，然後呢？我其他的孩子就安全了嗎？就不會再有這樣的悲劇嗎？

長期與孩子們相處，不单我方的孩子，還有一群群年紀相仿的孩子，在觀察、吞并他們的過程中，讓我始終肯定「事出必有因」的真理。孩子不會無緣無故的損壞，而這樣壞掉的大东说念主發生了什麼事？是我在事件之後一直想知说念的谜底，這幾年當中，接觸了許多的被害东说念主，我發現我並不孤單，許多东说念主跟我一樣想知说念家东说念主為什麼離開？而被告又是為什麼犯案？

我曾經在某次死刑執行之後不久，寫過一篇日誌「死掉了，然後呢？」我們仍然不知说念為什麼發生了這樣的事情，我們更不知说念怎麼樣去預防，這是讓我很難撑抓死刑的原因。尤其在事情過後，國家、统共官員都讓我有一種：國家唯有判了死刑，國家的責任就无缺了的感覺。我們的王法把「判刑定讞」當成王法正義的終點，始終還是在追求积恶真相、爭執积恶量刑，卻很少去看見积恶成因與問題。

他們都忘記了，被害者家屬心中陰影、壓力，不會因為判決而隐藏，而是一輩子跟隨著他們。在王法過程中，心中有許多狐疑但愿赢得解釋：「對方是不是神经病患？」、「對方的動機是什麼？」、「假釋出來後呢？我們又有什麼機制追蹤？」

太多太多的問題存在我心中，但當這些問題在我提倡後，不僅得不到谜底，更幾乎是统共的政府體系的东说念主都用一種「你意思怪」的目光看著我，致使线路家东说念主帶我去就醫，彷彿有問題的东说念主，是我。這些過程讓我覺得爛透了，國家給的回應讓我感到憤怒，即便我不斷想要探尋解決之说念，但我卻不斷碰到费劲。與其加害东说念主的牺牲，我更但愿國家能夠從他身上看見問題？看見我們還能作念些什麼？

【在量刑判決除外】

在八年這說長不長、說短不短的日子中，我漸漸明晰了我方要的正義是什麼、什麼智商劝慰我失去孩子的。我當然不成代表统共的被害者家屬，但對我來說，确切的救贖，或許便是參與寰球事務吧！

我但愿孩子的離開能換來社會更安全，讓我其他的孩子以及更多的孩子有一個更吉祥成長的可能。我「止境幸運」地在王法的過程中看見了對方些許的人命史，同時從中看到了止境多社會安全網的破洞，以及或許能被接住但卻沒接住的人命脈絡。

他的一世中，沒有獲得任何充分的撑抓，社區、家庭、训导，有無數個或許能被接住，但卻不斷墜落的時刻，這樣的人命歷程，終究讓他走上了萬劫不復的終點，更讓我孩子的人命畫上句點。

於是，補起這些破洞，是我在立法院四年奋力在作念的：讓神经病患能夠走回復原的说念路，讓保密的东说念主能夠有被接住的可能。是以，我從當初訴請判決極刑的擔憂開始，決心要推動《精神衛生法》的修法，我但愿能讓社會更吞并精神障礙者所面臨到的逆境，並且缓缓成就起社區端的資源，讓醫療、監所、家庭之間，不错有綿密的撑抓網絡，去協助他們復原。

同時，我也推動《被害东说念主權益保险法》的修法，讓跟我交流處境的被害者家屬，能夠在轨制中，能夠有國家的協助，找到他們想要的正義與所需的劝慰。這兩個热切的职责，我都在四年間作念到了。

除此除外，我也盡我方所能，為許多弱勢、保密的东说念主發聲，因為我知说念，感受到國家、轨制遺漏我方的感覺，有多麼灾难。是以，比起大愛的心怀，或許我始終仅仅自利的但愿，任何东说念主都別再經歷我的灾难。且與此同時，國家給不了我的正義、給不了我的劝慰，我能透過這些寰球事務的參與，繼續感受小燈泡用某種体式奉陪在我身邊，讓我方能夠好好的活下去。如斯辛勤。

【我有別的選擇了嗎?】

這一篇自我爬梳的著述，幾乎花了我半個月的時間，修修改改、塗塗抹抹，不斷内省、反芻、產出。最終，我才意識到，或許，我确切要回应的一個問題是：多年後的現在，我有沒有別的選擇？

事實上，死刑長年在台灣有止境高的撑抓度，其背後的影響因素止境的複雜，幾乎每個东说念主撑抓的意义都不一樣，有东说念主基於應報理論、有东说念主但愿死刑發揮威嚇恶果、有东说念主但愿积恶者被永遠隔絕於社會除外。

死刑亦然台灣社會的情緒出口。當社會落空、法律無法撫慰东说念主心的時候，社會看見有东说念主殘酷的傷害了別东说念主的人命時，整個社會的創傷、憤怒、絕望，频频使得多數东说念主不知所措、也無法撫平情緒，於是，選擇死刑作為安全感寄託，或許就成了惟一的選擇。

這亦然為什麼，我們應該先找出大师确切堤防的問題、擔憂。而國家的責任，便是去設法解決這種不安全感的根源，一步、一步縫合社會的裂痕。對我來說，在我的王法審判過程中，被告在屡次精神鑑定中都認定沒有復原的可能，尤其家庭與社會因素的條件，更是相當的不利。

因此，即便我已經是一個長期關注精神衛生議題的倡議者，我仍沒有信心自拍偷拍 52，我們的網絡能夠接住它。是以，如果未來台灣，能夠确切在精神疾病上落實分級分流，設置「非監所樣態」的王法神经医院，給予积恶者穩定的醫療協助與公權力的戒護。那麼，比及這一天的到來，我智商肯定國家讓我有了訴請極刑除外的選擇，或許那會是我撑抓廢死的那一天。